比如，游行示威集会的场合，多见飘扬国旗，少见扛抬国徽。
公民受教育权的内容之一是教育应尽量做到免费，学校收费理应是一种象征性收费，但是现实中各种名目的费用使学校俨然已经成为学店。这种僵化的体制严重钳制了思维，使教育的水平上不了档次，受教育者没有认同感，以至于读书无用论的泛滥。
三是教会学生学习方法，使学生能够独立学习相关知识以备生活所需。许多权利——特别是宪法权利——得不到救济是一个常态，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太普遍就认为其权利本身不重要。可以说，自由权体现了公民对国家的不信任，而社会权则体现了公民对国家的依赖。转引自温辉：《受教育权入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91页。诚然我国存在着诸多制度漏洞，但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有关公民受教育权的制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建设民生法治文化需要公民、社会和国家三方的努力，公民个体要提高自身对法律的认识层次，注重对自我权利的维护，能够并善于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学者就人大对法院的监督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路，认为人大应当在尊重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监督法院工作，寻求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的动态平衡。更新单元规划并不在法律规定的规划体系内，其与法定规划体系之间的关系和效力存在争议。
因此，城市更新本身应具有增进公共利益的实质效果。【中文关键字】城市更新。有鉴于此，建立并完善城市更新相关立法，已成为当前我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关于危房及旧城区改造的征收规定：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建议结合地方层面城市更新的制度实践，推进国家层面法律体系的完善，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修订《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增加城市更新相关条款，明确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和条件。采用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听证会、调查问卷等公众参与形式，听取公众意见。
当前我国学界各领域对于城市更新问题研究颇丰，但法学界著述则有限。[7]林元兴、章毅：《欧洲各国的都市更新》，载《土地问题研究季刊》2012年第11卷第41期。[14]沈福俊：《论群租者居住权保护中的政府责任——以公共租赁房建设为视角》，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其结果是形成以开发利润作为推进更新主要考量因素的市场导向模式，与此同时，缺乏市场利润的地区则乏人问津。
[10]蔡定剑：《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与经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大体而言，当前我国城市更新直接的法律、法规依据仅限原则性规定，主要有三：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31条关于旧城区改造的原则性规定：旧城区的改建，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合理确定拆迁和建设规模，有计划地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改建。进入专题： 城市更新 立法问题 。[12]朱海波：《论中国行政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的理论脉络、宪法基础及立法原则》，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现有法律、法规虽然相对空白，但现有空白亦为各个地方结合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进行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更新的制度化、规范化探索，提供了空间。[5]詹世友：《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性》，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当政府无法以公共利益代表之身份介入分配或控制超额利润时，参与自主改造的开发商的逐利本性，极易驱使其将本应由公众共享的城市更新成果转化为开发商利润。总体而言，如何处理改革决策与现行立法之间的冲突？对此，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明确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
城市化进程较早的国家和地区，其共同的治理经验在于以法律制度保障和规范城市更新。而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层面，广东、福建、上海、郑州、武汉、沈阳等省、市针对城市更新，制定了规范性文件。集体建设用地可申请转为国有后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或与有关单位合作开发。具体而言，根据地方立法或规范性文件推行的每一项具体更新计划，都属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政策范畴，而公共性系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是管理城市更新活动的基本依据。但是，我国现行《城乡规划法》并无更新单元规划这一规划层次，其第二条明确：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如日本以1969年的《都市再开发法》为基础，明确城市更新的内容和程序，并陆续制定了相关法规细则，又于2002年制定《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在内阁设立都市再生本部，建立了专责负责城市更新的机构。而改变民事权利关系的立法，根据我国现行立法法规定，系法律规范之事由。
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凡未纳入政府储备用地范围，符合规划，可由土地权属人自行开发，涉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采取协议方式补办出让手续并补缴地价的，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办理。[9]张薇、王桢桢：《城市更新中的公共利益：界定标准与实现路径》，载《城市观察》2011年第10期。
自主改造中的土地使用权，在地方性立法中规定可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突破了开发经营用地必须招拍挂的要求。⑶对更新地区内弱势群体的居住权保障不足。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对更新区域内的其他居民而言，尤其是低收入者、租户及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其实难以享受城市更新所带来的利益。【注释】 [1] Imrie, Rob, London's regeneration, London: Routledg,2009. [2]彭伟、朱琳：《走出衰败社区——城市更新的历史与现状》，载《公共艺术》2013年第6期。（1）完善城市更新法律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地方城市更新立法或规范性文件存在结构性缺陷，同时公共利益原则缺位。又如广东省《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2009〕78号），亦针对三旧用地规定除了政府收购储备用地外，其余者均可按协议方式出让给原土地权利人自行实施改造或与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开发建设。
如有论者所言，法律制度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指南[3]。（2）产权置换为主的更新补偿制度。
公共利益与人民基本权利有关，政府无疑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有责任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维持决策的合理性并体现公共利益。三、我国现行城市更新制度的主要法律问题 我国现行各地方城市更新制度无疑对城市更新的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2年制定《都市更新条例》，进一步细化更新程序和更新方式，完成城市更新专门立法。⑴从其法理基础而言，《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等法律赋予国家责任，容许对土地用途予以限制。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土地后，再将土地交由政府公开出让或者自主选择合作开发，按比例分配土地出让金或者开发利润。有效的公众参与意味着能保证公众从决策体系或决定过程中尽可能早地注意到那些影响他们事务的建议[11]，能够在法律制度和程序上有效保障和改善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福利、提高社会地位并增加发展机会[12]。
公共利益系公众就共同利益多方商谈之结果。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城市更新制度存在三方面问题： （1）我国城市更新法律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没有单行立法。
城市更新涉及众多主体之间的复杂权利关系，存在不同层面、不同种类的问题。城市更新通常在社会公众、房地产商、土地与房屋权利人三方利益博弈中展开，各更新参与方都因更新获取超常规利益。
《世界人权宣言》《住宅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都相应规定了保障公民居住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作为人权组成部分的居住权，成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中国知网法学类就城市更新题名检索文献仅10篇，主要者为张薇等《城市更新中的公共利益：界定标准与实现路径》、刘斌《强迫迁离之避免：东亚地区城市更新法律实践》、贺倩明等《城市更新项目转让及其风险防范》、魏洁硕士论文《征收权发动的要件研究——美国城市更新中破败的概念构成》，以及张远和译文《衰败区的公共威胁：城市更新与征收权的私人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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